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进入了家家都能出秀才的时代，对于有着“望子成龙”基因传承的民族来说，孩子的教育成为日常生活中极端重要的环节。从经济视角看，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教育产业化、教育经济学、大学扩招的经济学分析、成年人的教育和再教育产业、老年教育经济学，每一项都与生活有关，每一项都烟波浩渺。今天选择一个很小的观察点，即孩子的成长，在家庭的范围内，教育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探讨有着哪些经济学上的必然。
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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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不在于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重要资源这个命题，而是关心知识到底是如何改变了命运？从三个社会维度来看，收入与教育层次正相关，婚育率与教育层次负相关，创业守业成功率与教育层次正相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舒亚·安格里斯特1991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这篇论文，运用工具变量法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把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勾勒清晰，剔除了之前有关研究无法解释的受过良好教育群体高收入是否由于其自身更聪明、更具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干扰。他的结论是：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40岁以后的收入大约增加9%。国内的直观感受，与这个结论相呼应。低收入群体总体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而大学以上良好教育群体其收入居于较高层次或以上。而且，其它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学校毕业的同等学历群体，其收入与母校的排名密切相关，孩子上的大学越好，工作后的收入越高。美国藤校和其它名校，有58%的毕业生收入进入美国的前20%，普通大学能进入前20%收入圈的毕业生只有13%，这项研究，同样排除了学生父母收入等非相关因素干扰。所以，国内家长都热切地期望自己的孩子能进985名校，符合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沉入成本、边际成本等成本原理。
良好的教育会下拉婚育率。在高等教育的硕博群体中，结婚率和生育率较全社会平均水平低。2015年，同为中国传统文化圈的韩国，高丽大学经济系发表的《为何结婚时间有所推迟》论文披露，硕士、博士的结婚概率比大学毕业生低58.3%。其中女性的教育水平越高，就会越倾向于找到与自己水平相似的伴侣，而难度会越大。国内有一项类似的调研，用ABCD理论解释了处于A层级（硕博学历）的女性单身的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有越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岗位选择，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从而挤占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规划实施，造成延误。2022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发表的《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用数据提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针对“Z世代青年”(指1995-2009年出生的世代)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36，低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意愿子女数(1.44)，也就是说学历越高，越不愿意生，同时，本次调查女生意愿子女数量明显低于男生，女生不愿意生或只生一个孩子的比例更高。
良好的教育促进创业和守业的成功率。新经济势力的掌门人，像美团、快手、今日头条、京东、红杉资本等等，其实际控制人都是出身国内外名校，像李彦宏、刘强东、史玉柱等都是当年的高考状元。2022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A股市场480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中，公开了最高学历的董事长有4571位。其中最高学历为博士的有549人，占12.01％；最高学历为硕士的有2180人，占47.69％；最高学历为大学的有1225人，占26.80％；最高学历大学以下的有717人，占13.50％。上市企业董事长中，硕士博士比例高达59.7％，硕士比例接近一半。从不同学历管理上市公司的市值来看，博士学历董事长人均管理上市公司市值452.16亿元，硕士学历、大学学历、大学以下学历董事长人均管理上市公司市值分别为181.51亿元、141.18亿元、98.67亿元。从身边的实例来看，过去靠勇气和赌性就能赚钱的时代早已经过去，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企业家，无论是一代或者二代，都不能守住财富，退出舞台，而新一代的创业成功者，大多有着高学历的名校背景。
内卷与解困
当下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已经陷入一个怪圈。这些现象如果不能正确地解读和对待，会对孩子、对家长、对家庭和家族带来沉重包袱甚至难以承受的结局。
囚徒困境。如果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必然导致囚徒困境，无限内卷。包括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刷不完的试卷、一轮到N轮的复习，甚至于在高考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复读复试，用多一年的复习，去碾压应届应试的竞争者。这样的模式对于较好智商的孩子成长，极不公平。但从家庭、家长的角度来看，不这样去做，自己的孩子就成为主动淘汰的一方，哪怕为此支付价格明显高于价值的校外辅导培训，也不得不随大流，不然就是自己孩子的损失。这种肉眼可见的损失，让人本能地产生惧怕，从而不顾实际地作出对抗的决策。本来，囚徒困境提供了多次可重复的解困模式，在反复N轮的试错以后，实现纳什均衡，并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从互相背叛达到相互默契合作。但是，全国有类似于无限多边的家庭，共同参与了升学竞争，这些家庭根本无法达成信息共享和实时交换，无法在只有一次的升学考试中进行家庭之间无限次的重复沟通，这使得所有参与的多边或称为无限的家庭，进行一场零和博弈。
框定偏差。以刚刚结束的高考为例，高考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情，家长大多要参与考试的准备和填报志愿的选择。但在做这些决策和判断时，信息严重缺失。为了尽可能地把不确定事件调整为可确定可假设，考生家庭往往会参照特定的坐标系，比如去年录取情况，亲友家孩子的亲历情况，老师和学校提供的一些历史信息等等，形成一个认知上的框定，用于指导应试和志愿填报。这个特定的框定，毫无疑问地会存在认知的局限和判断的偏差，甚至形成错误的结果、反向的结果。这种结果出现，无论谁来承担责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孩子的前途。
贝勃定律。有些家庭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其实就是成绩问题，关系紧张。总有“别人家的孩子”，一路学神姿态，方方面面都超级优秀，既让你觉得高山仰止，又觉得不可思议，回头再看自己的孩子，哪儿哪儿都不顺眼了，以至于他所有的努力他好不容易取得的进步，你都觉得不算啥或者是毫无变化。把个例当成整体，把排名的第一当作排队的全部，导致整个家庭的焦虑，责任在于家长，在于家长的价值思想或者说生活哲学出现了严重问题。内卷不可取是所有家长的共识，但如何走出内卷，需要家庭的智慧。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从放下简单的攀比开始。这个世界是非线性的，家庭的教育投入与产出更是典型的非线性关系，作为家庭中有着话语权的家长，绝不能因为投入巨大，却没有看到即时的回报，就心理失衡，气急败坏，恼羞成怒。要相信在家庭教育上的付出与孩子的成长必然是函数关系，自变量的积累一定能够触动因变量的正向回馈，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保持微笑，徐徐图之。
保龄球效应。好的孩子都是表扬出来的，对此，我一直坚信不疑。保龄球员一球打倒了7只瓶，好的教练会说：很好！打倒了7只。球员受到赞扬，开心的同时会下定决心再加把劲，下次争取全垒打。差的教练会说：怎么回事，居然有3只没打倒！球员会因为频繁挨批而气馁。现实结果是教练表扬的球队成绩不断上升，反复挨批的球队打得一次不如一次。任何孩子都有优点和长处，作为家长要善于发现这些闪光点，使劲地夸奖和表扬，积极鼓励和批评打骂指责的作用和后果，有不对称性。挨批的孩子会从此走上消极学习、厌学、叛逆甚至自残的道路，而天天受表扬的孩子可以走出内卷的阴影，全身散发自信自爱和积极向上的光芒。
洛克定律。要想成功，就得制定一个符合现实，但又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前进目标。篮球架设得太高，命中率自然会很低；篮球架高度调整到合适的位置，让孩子“跳一跳，够得到”的高度，游戏才有意义。在教育过程中，要给孩子合理的目标，并不断根据他的发展，调高目标，才能让他在成长的道路上，越来越有成就感，越来越阳光。最终，你会发现，孩子站在了成功的巅峰，远远超越了你最初设想的高度。
框架效应。家长在孩子受教育过程中，对同一个问题或者同一类事件的不同表达方法，会导致孩子不同的反馈结果。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阶段，对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切入方式，比如先抑后扬、先扬后抑、全程严厉、偶尔嘲讽、笑话式、微笑鼓励式地谈话，把孩子的接受及后续行为，纳入我们施加观点之前的预评估，教育或者交流才能取得成效。在孩子教育问题上，说什么很重要，怎么说更重要。即使是多孩家庭，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你都是第一次当他的家长，也是他唯一且无法变更的父母，家长理应掌握每一个孩子的心理，根据孩子的动态作好各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框架。
最近，民盟义乌基层委正在筹建一个心理工作室，拟请心理学专业的医生，就当前青少年由于教育产生的诸多心理症结这一广泛的社会性问题，进行义诊义疗，针对的群体是学生家长。篇幅有限，想说的话还有很多。我自己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工作人员，从经济学的角度，奉劝家长们在孩子成长孩子教育问题上，放下功利心，让教育回归到它的本原，回到教育本身。尊重孩子，尊重每一个需要我们呵护成长的生命，尊重生物学意义上那个“我”的复制和生命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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